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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垦精神及其实践特征时间：2023-04-13 农垦精神及其实践特征 作者：胡从九
所谓精神，是指一个群体共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什么是农垦人的精神呢？农垦事业奠基人王震将军1986年在《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出版序言中概括的是“艰苦奋斗，勇于开拓”。农垦精神1991年正式写入《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办好国营农场报告的通知》（国发〔1991〕42号）中。2015年再次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发〔2015〕33号），其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弘扬农垦精神，推进农垦文化建设，汇聚起推动农垦改革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农垦精神是从若干垦区精神中高度浓缩、深度提炼而成的。垦区精神典型代表有：“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南泥湾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开拓进取、求实创新”的华南（海南）垦殖精神；“坚韧不拔、艰苦创业、崇尚科学、开拓奋进”的共青垦荒精神；“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大陈岛垦荒精神等。南泥湾精神、北大荒精神已纳入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垦区精神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呈现不同的特点，但是有高度的共同性，“天下农垦是一家”，“艰苦”“开拓”“奋斗”成为垦区精神的基本内涵和底色，因为每一个农场都是从无到有，每一个农垦人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每一个农垦家庭都是白手起家。 解析农垦精神及其实践特征有利于深刻了解农垦精神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精神实质，全面认识农垦精神推动形成的历史贡献和成就，准确把握农垦精神跨越时空的价值，从而增强农垦凝聚力，助力农垦改革发展。 一、主动请缨是农垦精神的鲜明特征 发展农垦事业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和部署，农垦人主动请缨，坚决执行中央决定，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农垦创业初期，有三件决定农垦事业发展、奠定农垦事业基础的有重大影响的大事：一是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二是开发西大荒（新疆、甘肃、青海、陕西、宁夏），三是开发北大荒（黑龙江、内蒙古）。三件大事都和王震将军密切相关，都是老一辈农垦人主动请命、主动担当作为的结果。 （一）一马当先参加南泥湾大生产运动。1941年，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奉命从晋绥撤回延安，率先开赴南泥湾，参加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毛泽东为其题词“发展经济的先锋”，为王震题词“有创造精神”。1942年，毛主席接见三五九旅指战员并给予高度赞扬：你们到东边，东边安全。你们到西边，西边安全。你们是一支能打仗会生产的部队，敌人不来就生产，敌人来了就拿起枪战斗。南泥湾大生产运动被公认为是农垦事业的起点，开创了“边战斗、边生产”的屯垦新模式——军垦。 （二）主动请命开发西大荒。解放战争即将胜利时，王震主动放弃了中央曾有意安排建国后他们部队到北平当卫戍部队的优越机会，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向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请缨，要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要在解放西北后及时解放新疆，把新疆建设成为第二个更大的南泥湾。进疆后，王震将军主动要求到条件艰苦的南疆，带头将跟随自己多年的三五九旅改编为农业建设第一师，放弃成为唯一国防师的机会，随后将其他九个师转为农业建设师。沧海桑田换新天，2019年兵团发展到拥有面积7.06万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2000万亩，下辖14个师（市），人口324万人，地区生产总值2747亿元，成为发展边疆保卫边疆的排头兵、稳定器。上世纪60年代，兵团抽调大批干部和技术人员，在甘肃组建农业建设第十一师、在宁夏组建农业建设第十二师、在青海组建农业建设第十三师、在陕西组建农业建设第十四师、在西藏组建农业建设团，极大地发展和壮大了农垦事业规模。 （三）主动建议开发北大荒。1954年，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部队大批官兵复员转业需要安置，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加快农业发展提出了迫切要求。“1954年6月和9月铁道兵司令员王震两次到密山、虎林地区视察。他看到这片沉睡千年的亘古荒原未能开发利用，而广大的铁道兵复员转业官兵又需要安置就业，便提出在这里开荒建设国营农场，‘寓兵于农，屯垦戍边’的设想”（《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第24页）。1955年，王震向中央军委、毛主席请示，提出了关于铁道兵预备官兵在北大荒举办国营农牧企业的建议：“以八五〇农场为基础，加以扩大和发展，用五、六年的时间，开垦一、二千万亩荒地，可以年产粮食二十亿斤，既能储备后备兵员，又符合国家发展经济的需要”。王震的建议得到中央军委的采纳和批准。由此拉开了开发北大荒的序幕，集聚百万大军“向地球开战”。曾经的北大荒如今已变成了北大仓，有耕地4500万亩，年产粮食450亿斤以上，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二、国家至上是农垦精神的核心要义 有国才有家，国兴家兴，刚刚从战场硝烟中下来的农垦人理解得更深、更透。为了国家的利益，农垦人义无反顾，牺牲个人利益被视为崇高，无私奉献被视为理所当然。农垦事业是白手起家的，注定需要艰苦奋斗，注定需要牺牲奉献。 （一）转变身份，百万雄师解甲归田。创业初期近50万，后来累计150万现役军人，他们“保存战斗的武器，拿起生产武器”，实现从军人到“农民”、从装甲兵到“庄稼”兵、从师长团长到场长队长、从战斗英雄到劳动模范的转变。这种转变对个人是决定性的，需要牺牲个人利益、家庭利益乃至子孙利益，农垦人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服从国家的需要。因为顾了大家舍了小家，农垦事业才逐步壮大，2019年，全国农垦有35个垦区，5491家农垦企业（其中农场1843、工业1199、建筑223、运输640、商业1586）。从业人员579万，其中职工214万。年末资产1.18万亿。 （二）背井离乡，“人往低处走”。上世纪60年代，百万支边青年、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从沿海到沿边，从内地到边疆，从绿洲到沙漠，从城市到农村，逆向而行，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一片片荒地、荒水、荒山、荒滩开垦建设，向贫穷开战，向荒原要粮，成为农垦事业的后来者和中坚力量。农垦现有土地面积3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9%，其中耕地9725万亩（占全国耕地面积5.5%，按省区全国排名第七），草地2.2亿亩，林地6000万亩，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压舱石。 （三）默默坚守，奉献一代又一代。因为艰苦而奋斗，因为热爱而坚守。历经艰苦创业的农垦开拓者们大多数把一生献给了农垦事业，从青春到白头，他们的儿孙也无悔无怨继承前人的事业，继续奋斗在农垦战线。农垦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儿孙”。农垦现有常住人口1400万，相当于一个大型省会城市的人口，农垦的存在改变和丰富了我国的人口布局、产业布局和城镇化布局。 （四）初心不改，保粮稳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示范带动农村农业现代化是农垦人的初心使命，几十年来农垦人牢记在心，没有改变，粮食生产、天然橡胶生产、菜篮子供给什么时候都不放松，无论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还是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甚至在“谷贱”、“胶贱”的时候，都是如此，确保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农垦粮食产量从上世纪50年代的10亿斤上升到60年代的30亿斤到80年代的100亿斤，现在接近700亿斤。由于专注于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限制了农垦产业结构调整，从而也影响了农垦整体盈利能力的提高。 （五）缴税办社会，肩扛社会责任。新一轮改革前的2015年，农垦系统有各类办社会机构9744个（包括教育、医疗、市政、社区管理、“三供一业”、社会治理等），职工29万人，年支出330亿，除去财政补助160亿元，农垦企业实际承担170亿元。换一个角度看，因为农垦人自办社会，2015年为国家节省了170亿元应该由政府承担的开支。2020年农垦承担办社会职能支出仍有44亿元。农垦自己筹资建设场部小城镇，改善职工生活，现已形成1547个小城镇，场部集中居住人口732.8万人，城镇化率51.9％，农垦就地就近解决农垦人城市化问题，分解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压力，也为我国城市化提供了一种路径选择。 （六）“种地如站岗，放牧同巡逻”。不穿军装守边防，全国农垦现有243个边境农场，其中有74个边境线农场和169个边境县农场，分布在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云南、新疆兵团、新疆农业、新疆畜牧、西藏10个垦区。据2018年边境农场调度情况，边境农场拥有边境线长度3388.98千米（其中兵团2019千米），约占我国2.2万公里陆地边境线的六分之一。 （七）“忍痛割爱”，支持城市建设。根据《中国农垦统计年鉴》（2000—2021）统计，20年间，国家基建占用或政府收回农垦系统土地年均在6万亩以上，合计150多万亩。由于农垦是国有土地，政府或无偿占用或补偿水平较农村低的多，可以算的出，农垦仅此为国家作出了多么重大的贡献。 三、召之即来是农垦精神的英雄本色 农垦精神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军人精神，1984年统计，农垦系统复员转业和荣誉军人累计有近150万人，农垦人虽不穿军装但军人特有的本性还在，并深深融入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一代又一代，他们组织性、纪律性、动员能力、应急能力强。在新中国历史上，经历过一些重大时刻、危难关头，每每都能看到农垦人的身影和力量。 （一）打破战略物资封锁。建国初期，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禁止向我国出口重要战略物资橡胶。政务院于1951年作出《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组建华南垦殖局（广东农垦的前身），抽调部队组建林业工程第一师、第二师和一个独立团2万多人开赴华南地区，开荒建设橡胶农场。1954年我国开荒定植橡胶60万亩，成功突破橡胶规模化种植禁区。农垦始终是天然橡胶建设的主力军，并带动地方民营胶的发展。2019年国内天然橡胶种植面积1718万亩，干胶总产量81万吨，其中农垦天然橡胶产量33.7万吨，占全国总产量40.8%。 （二）支援对越自卫反击战。祖国绵延万里的国境线上有一大批国营农场，广大农场职工劳武结合，担负了屯垦戍边、保卫祖国边疆的光荣任务。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云南、广西的国营农场成为重要的后方补给和支持基地，农场职工和家属踊跃参战，积极支援前线，两省国营农场中有106个集体、2740人立功受奖。其中有中央军委授予的“支前民兵英雄”“民兵战斗英雄”“支前模范连”等。荣获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支前模范场”光荣称号的云南河口农场，有3个单位荣立一等功，6个单位荣立二等功，56个单位荣立三等功。3人立一等功，50人立二等功，2244人立三等功。云南河口农场和众多英雄的光辉业绩，是广大农垦职工保卫祖国的生动写照（《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1986年）。广西农垦有9个地处边疆的国有农场，有上万名职工支前参战，有21个单位立功获奖，有181人立功。荣光农场与越南北部广宁省接壤，先后组织了一个炮兵连、一个武装连、一个高机排、一个通信班及配属的战地救护队、观察哨等。该场女炮兵班被广州军区授予“巾帼英雄女炮兵班”光荣称号，荣立集体二等功；女炮班长张凤娇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三）促进“伊塔事件”解决。1962年，苏联驻伊犁和乌鲁木齐领事馆在中国公民中大量散发《苏侨证》，诱惑我国新疆塔城、裕民、霍城、额敏等边境县区居民逃苏，一时不明真相的逃苏居民人数达到6万余人，带走大小牲畜30余万头（只），40万亩土地撂荒。此次事件，史称“伊塔事件”。周恩来总理亲自召见兵团第一副政委张仲瀚，要求兵团承担起这一事件的治安维护，劝阻边民外逃，实行代耕、代牧、代管（“三代”）。同时，要求兵团在中苏边界建立国营农（牧、林）场� |
